由于普通话的单一性引发了由于大众审美疲劳而带来的趣味性和亲切感的缺乏，各种以方言为依托的动画片等艺术形式才得以乘虚而入，给大众带来另一种“下里巴人”的热闹享受。地方艺术跟方言之间有着挥之不去的紧密关系，为了保护民间艺术，或许应为方言的生存寻找语言政策的宽容。

    “他爹，这地带安全不？”“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如果你以为这是黄宏、宋丹丹在表演小品《超生游击队》，那你就错了，因为这分明是出自《猫和老鼠》中的汤姆和杰瑞之口。《猫和老鼠》除了东北方言版本，还有四川方言、陕西方言、上海话版本等等。时下，这种以各地方言配音的动画片，因其诙谐幽默的台词而大有流行之势。

    针对这种用方言配音的境外动画片的播出有日渐增长的趋势，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出台了《广电总局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以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为由，紧急叫停了这种方言版本动画片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播出。但这种方言版本的境外动画片的销售，并没有因为通知的出台而受影响，有些动画片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方言就像一个没经过明媒正娶的大众情人，该不该登堂入室，进入大众传媒领域？

    雅俗之争

    作为一种通行的交流语言，推广普通话势在必行。普通话借助强势的电视、广播的力量，也已经日益深入市民生活。但这次国家广电总局以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为由叫停方言动画片的播出，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忧虑，他们担心一味推广普通话而忽略方言的存在，这种百川归海很有可能带来语言的同质化。

    但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敬文东在《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一书中指出，方言仍有其特有的生命力：“四川方言天生的能力是，不用我们费力，就能把我们领进锣鼓喧天、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的沸腾生活，那是茶馆与火锅代表着的人间事件……我终生热爱这鲜活、生动、充满野性的一幕。”

    现在，曾经式微的方言已有抬头之势：无论是早期互联网上零零碎碎的方言MP3，还是现在已经蔚然成风的方言动画片；无论是用沪语唱rap的黑棒乐队的异军突起，还是长沙的方言剧引发的收视狂潮。这都说明方言正以一种新的形式强势地介入我们的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室主任周磊认为，这是人们对现在一些缺乏语言个性的文艺作品的反应。普通话的单一性引发了由于大众审美疲劳而带来的趣味性和亲切感的缺乏。这种情况下，方言剧就如同一股清新之风，给大众以另一种“下里巴人”的热闹享受。

    粗俗其实是方言动画片被叫停的主要理由。但俗和雅从来就是相对的，雅之所以为雅，是因为它经过文人的介入、规范、修饰、正统的倡导，而俗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原生态和自发力量的流传。但就其本质来讲，任何语言只要可以流传和存在就有它的理由，片面地说孰优孰劣是极不公正的。雅和俗本来也是相对的，任何一种语言处于主导和雅的地位都有其历史偶然性。

    相对于普通话在艺术领域的大张旗鼓，方言的艺术化一直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有学者表示，因为方言的缺陷而堵死它艺术化的道路无疑是不科学的，语言艺术化上的一言堂终究将使语言艺术化萎缩。

    在文学史上，方言形式的艺术作品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代表了文学作品的另一种形态，《海上花列传》就是很好的例子。该书用的全是普通话叙述，苏州话对白，极具地方特色。张爱玲将那些苏语对白改为普通话之后，使原来书中作者极其用力的性格话的语言化为虚有，不但没有使之大热，相反被文坛称之为一大败笔。以及后来备受好评的电影《海上花》也都采取吴语念白来创造意韵。胡适在《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民间艺术需要方言输血

    喜闻乐见的戏曲艺术也与方言有着挥之不去的紧密关系。中国是一个戏曲之乡，有很多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不管是说唱艺术也好，还是地方戏曲，它其实是方言的一种延伸。如果没有这么丰富的方言，我们很难想像中国有这么丰富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在正统传媒和文化教育中一味的杜绝方言，事实上就是在一刀刀切断方言传播的血脉，使之萎缩最终走向衰亡。必然使山雨欲来之下的戏曲更加摇摇欲坠。这一点无论是从戏剧作为“土特产”，它的消费群还是从生产者的角度都显而易见的。

    地方戏曲，由于受到独特的方言的限制，使得不掌握这种方言的人无法独立从事这一剧种的剧本创作。同时戏曲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曾独步一时，培养出一大批发烧友。现在，戏曲在城市艺术市场屡屡失守，这与方言在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萎缩是分不开的，戏曲的主要阵地只能在农村，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欣赏习惯不会马上改变，这也从客观上限制了戏曲雅的步伐。

    作为雅剧的昆曲的发展和衰亡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过度规范化和统一化带来的萎缩，昆曲由于经过文人介入，给它带来了很多繁琐的条条框框，同时它的背后依托卓见脱离了方言，使用一种所谓中州韵来押韵，最后沦为少数文人的游戏，不断衰落，虽然清朝一些文人企图复兴，已无回天之力。

    因此要重振民间戏曲就不得不重视保存方言，从根源上培养戏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方言生存寻求语言政策宽容。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陶寰指出，中央四套新闻一直在使用普通话、客家话、闽南语、粤语向海外华人播出，其实都给予了方言忠诚度以宽容，那么为什么对内反要叫停方言版的动画片呢？这显然是欠周全的。动画片不属于严肃类官方节目的范畴，作为娱乐节目，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应当是允许的。同时给予方言一些存活和宣传的空间也是无可厚非的。用方言译制动画片其实是方言艺术化的探索，而把这种探索看成是影响普通话传播实在是方言不能承受之重。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的张洪明教授认为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制定语言政策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不要对方言过于苛刻。古往今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方言和民族共同语共存这是很正常的事。它们不是一种相斥的关系，所以说方言和普通话能否并存，这是个假问题，没有这个问题，之所以有问题是我们的操作有问题。

    两千多年正音史及其背后的纠缠

    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古来有之，这背后强有力的支撑就是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和标准心态：普通话的推广本来无过，雅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一直是国家需要。是国家以“建制化”努力来推广的，对国家内部的整合协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秦代的车同轨、书同文自然不在话下。虽然在汉代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作为中正的儒家的思想重要的一条就是雅言、正音。

    唐代的科举考中诗赋的考察其实也提出了语同音的要求：唐诗押的切韵就是官韵，是以吴音为基础的。明朝洪武八年朱元璋大张旗鼓的《洪武正韵》，以及清朝官话的规定都说明了普通话及类似普通话的语音求同的官方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1957年以来《汉语拼音方案》以及相关法案的修订使之继续在正常的历史轨道上演进着。对于人民大众来说，这无疑是科学的，标准心态教会他们，实用是最重要的，这在一体化的今天尤其明显。

    但以文人心态为背景的方言的阵地从来也不缺声音：以方言入文的文学作品最早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诗经》，国风中多为口语化的民谣。其中很多方言词。而文人创作的方言文学的滥觞是屈原的《楚辞》，里面使用了很多楚国方言，如“羌”、“宿莽”等。

    南宋以后的南方文人心态与大众之间的悖论一直沿袭至今。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发达，然而南方文人无法正视自己的文化偏于一隅的事实。近代思想史上，胡适、刘半农等人对方言文化情有独钟。他们开展歌谣收集和民俗研究，大大拓宽了中国视野内的“文化”定义。过去全国士子念着一式一样的经史词章是文化，而到了五四时期用各地方言唱出的山歌小调也成了文化。这样一个研究传统当然不能忽视，也不应该断裂。但歌谣收集和民俗研究属于学院，与大众有相当距离。大众对语言更多的是生活需要，而不是文化研究，更不是文化重建方言文化。在近现代更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归学院不归大众的危险。

    方言变异与语势消长

    中国可分为七大方言区，但在这种看似稳定的分区背后，方言正在不可扼抑地萎缩。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几大方言区之间的差异日益缩小：交通便利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人口的不断流动，同时普通话元素的介入，也是界限模糊的原因之一。同时方言区内主方言对次方言的蚕食也是另一种表现形式。

    不同的方言现状也各有不同，北方方言流通范围广，存活几率高，而南方方言相对来讲萎缩和消亡尤其明显。这当然与北方方言内部的一致性很强，保证基本交际需求，而南方方言差异大，种类繁多，每种方言的使用人数少不无关联。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北方方言有几百年来北方文化强势的传统在作后盾。

    与整个南北繁衍总体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粤语和沪语的强势地位，粤语不但在广东的客家话和闽南语地区通行，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也十分广泛。而上海话在上海本地的日常交流中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这背后起主要作用的不能不说是两地的经济强势。

    方言和普通话，实际上是两股力量。方言代表地方认同，普通话是一个国家统一的符号力量。如果大家都讲普通话，有利于克服地方之间的隔阂，有利于全国的统一化，特别是民族认同的形成。中国的方言非常多，但文字是一样的。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就是靠文字的统一性来维系的，但是方言始终是不能忽视的存在。粤语在中国是强势方言，普通话代表了一种官方语言，是一种强势的政治符号，粤语是一种经济符号，它代表南方边陲远离中央权力的一种文化。广东经济是一种强势经济，因此它的语言被赋予了一种积极的涵义，是一种强势语言，但是并没有强势的文化地位。这种尖锐的对立实际上是很正常的，是经济上的一种强势与文化上的正统地位的冲突。

    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方言在交通便利、人口流通极大、对语言的同一性要求空前的今天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就拿上海话来说，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仍然有千万以上的人在说上海话，而实际上，使用的范围越来越窄。上海话只能用在几乎没有文化层次的吃饭、睡觉之类日常生活狭小的范围内。北大中文系钱乃荣教授认为在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也不组织专家审定方言用字，这使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陶寰认为五方杂处是上海话式微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信息交流的便利，文化教育的发达，以及媒体的推广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方言的变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