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中的网络版权保护困境及应对策略

http://www.broadcast.hc360.com2020年02月28日11:53 来源:《视听》2020年第1期T|T

    【慧聪广电网】2019年年初,视觉中国黑洞照片版权事件将网络版权保护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引发媒体业界对如何走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之路的反思。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虽然媒体发起了舆论声讨并引发执法部门对相关公司问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媒体在融合实践中遇到的网络版权保护问题。只有提高对网络版权保护、开发的重视程度,加强行业顶层设计,与技术创新、流程再造等一体化管理,进而推动建立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全国媒体一体化网络版权平台,实现有序传播、有价共享,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媒体网络版权困境。

    一、当前困境

    (一)原创内容被严重盗用

    自主APP、官方微信、微博、头条号是当下传统媒体移动互联网传播的主要平台,新发布方式使传统媒体的时长限制、版面瓶颈不复存在,原创、爆款内容成为稀缺。在此背景下,一些实力弱的媒体和一些非新闻类公众号的每日推送,大多靠转载蹭热点。这个过程中,各种篡改新闻标题、二次剪辑和未经许可随意转载等洗稿情况时有发生。比如搜索“洗稿神器”,会出现大量商品信息,运用这类软件,只需输入主题,再起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就可以拼凑出一篇“10万”。据国家版权局《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2018)》统计,2017年在中国法院起诉的著作权案件超过13万件,2018年微信公众号文章被侵权总量达302万次。这个数字实际上是被低估的,现实中原创作者更多时候会选择沉默,因为盗用者可能就是同城或系统内媒体,甚至连@一下都没有的转载,使原创作者、编辑哑巴吃黄连,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

    (二)版权资源流失司空见惯    

    新闻作品是媒体的核心资源和宝贵资产,然而,在扩大传播范围制造影响力的短期目标驱使下,一些媒体采集、制作的海量原创文、图、音、视频内容,源源不断向各网络平台主动无偿输送。这是典型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思维,有助于短期内单一选题的推介,易形成以阅读量、点赞量、评论量等所谓量化的评价数据。但长远来看,为融合而融合,结果几乎颗粒无收,延伸传播链条的宏愿被无情斩断,专注内容创作最终却为他人做了嫁衣。同时,一些媒体的广告代理公司或合作制作公司,在媒体无力或无意识管理的情况下,借媒体身份擅自传播内容,或二次加工使用,造成版权资源跑冒滴漏。当进入媒体融合深水区,面对这样只赚吆喝不赚钱甚至被分吃唐僧肉的窘境,一些媒体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媒体内容的版权价值。打造新型主流媒体,需要善管核心资源,善用宝贵资产。

    (三)版权确定复杂,维权成本高

    媒体融合创新不止,版权边界也随之难测,而且很多问题没有司法先例可循。比如融合传播的分工链条较长,一个全媒体直播或创新短视频,要涉及前期策划、方案起草,中期视频拍摄、素材准备,音乐、动画、字幕合成准备,最后的推、拉流直播或后期其他全媒体形式刊播,以及互动阶段的评论、弹幕管理。这个过程,单个岗位很难独立完成,都是在跨部门甚至跨媒体合作基础上创意制作完成的。这个制作、传播、反馈过程有哪些环节涉及版权保护,业界也只是在初探阶段。在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年9月公布的一周年案例里,十几秒的短视频是否可以随意使用,图解电影是对电影的宣传还是剧透,这些问题都是在融合创新中经常遇到的,但如果不是专业法官的解读,恐怕很多媒体人自己很难理清版权保护的边界。这就导致一些传统媒体既是无辜的受害者,也容易在融合创新、研发中无意越界,成为侵权者,陷入多方诉讼,耗费精力。

    除了版权不易确定,媒体保护手段也较匮乏。融媒环境中,维权对象是数以百万计的微信公众号、客户端、小程序等。面对海量数据,媒体版权保护大多还只是靠人工,对于大多媒体而言,维权的难点在于根本不知道谁在侵权,更别提追责。

    二、原因分析

    (一)网络版权界定尚有争议

    首先,网络版权保护法规操作性差,造成有法不会用。从法律层面看,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是近年来产生的新问题,虽然国际条约和我国立法均有相关规定,但如何正确理解与适用,学术界与实务界仍有不小的争议;从操作层面看,国内许多媒体对信息互联网传播都有详细规定,但对融合传播中出现的版权保护、开发新问题,大多止步于原则,缺乏操作性;从全球视野看,国外寻求网络版权保护的思路不尽一致,也在不断改进中。比如欧盟委员会2016年提出“欧洲联盟版权法改革方案”,认为欧盟现行版权法规体系已不适用于互联网时代,新方案寻求加大对音乐、电影、新闻等原创内容作者权益的保护。其次,对现有法规解读认知不同,导致有法不愿用。以比较典型的时事新闻为例,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时事新闻不受版权保护,有些媒体从业者误认为所有新闻类内容都不受版权保护,这其实是对版权保护的误解。《著作权法》上的时事新闻是指那些不满足独创性要件的纯粹事实性消息,如格式化会议报道,由于不具备作品构成要件,自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有独创性表达的作品,比如调查类时政新闻、评论、策划创意的深度报道等,应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由于存在这些认知差异和缺乏追根究底的学术精神,一些媒体从业者就从理念上放弃了维护网络版权的意识。最后,网络版权主体不明确,导致有法无力用。目前,我国关于新闻作品的版权归属制度倾向于法人新闻作品,即新闻职务作品的版权和作者无关。这样一来,无论版权追偿的过程还是维权的主观能动性都受到极大制约,让新媒体新闻作品本就复杂的版权保护变得更为复杂。为此,有学者呼吁中国新闻作品版权归属制度要调整,比如单独设立记者作品的使用权,设立新闻从业者经济权利最低保障制度等,这样能理顺责权利主体。

    (二)业界推动网络版权保护的合力尚未形成

    从媒体业内看,国内媒体格局不利于形成一体化思路。以广播电视为例,四级办广播电视的格局在媒体融合传播中按地域或行业定位,虽有助于精准定位区域受众,但在版权保护方面,客观上形成孤岛一片,对于行业共性的版权保护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步入媒体融合深水区,由于媒体作品使用环境的重大变化,作品的版权保护使用规定也应更新,不能用原有版权保护的思路,而需要正视网络传播格局的变化,尽快联合起来,对涉及行业共性的新问题有所行动。从网络版权保护的跨行业协作看,联动机制尚未形成。一方面,作为版权保护的主体之一,媒体业界没能及时提请立法司法部门出台相关法律解释。比如,一些自媒体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无偿使用传统媒体创作的时事新闻作品,是因为“时事新闻”和“时事新闻作品”二者在法律上未明确区分,导致一些自媒体打擦边球成了常态。另一方面,有关云服务、小程序等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界定,超出了传媒行业的能力范围。比如有的短视频平台会利用网络的虚拟性,通过注册小号上传内容,网站再提供相关链接,以此来规避平台的侵权风险,这种情况在日常网络传播中非常普遍,但目前法律对此尚无定论。以2019年2月27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湖南长沙某网络公司运营的小程序盗播作家武志红的作品案”的公开宣判为例,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万元,但同时驳回原告对腾讯公司微信小程序平台的所有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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