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常见的“行大欺客”和鸵鸟政策，体现了对社会公众权利诉求的极大蔑视。反正挺过一阵，等舆论浪潮过去了，依然我行我素。这对公众权利落实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

    李公明：对。这个问题是更为切中要害，因为这是事关公众舆论与权利是否可以获得合理、合法的现实结果的问题。从《羊城晚报》刊登的有线电视对公众疑问的主动回应来看，是一种典型的避重就轻、推卸责任、同时还不忘自我表扬的口吻。

    很简单，九宗“罪”的质疑都很具体、很技术化，作为营运商对这些问题应该都很清楚，为什么就没有勇气直面这些问题、一五一十地逐条解答呢？

    我认为在推行任何一种公共事务之前，有关方面——不管是政府管理部门或商业机构，都有义务把相关信息完整地公布出来，必须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利和表达意见的权利。

    更重要的问题是，就如最近舆论同样关注的旧城改造、事关环保等工程的取舍一系列重大的公共事务的抉择上，我们还看不到民意和公众权利能得到法制机制保障的运作途径，所以有关机构总会以舆论过后一切照旧的权威意志来看待决策权与公众权利的博弈。

    由于现实总是呈现出权力意志压倒公众舆论的态势，因此为种种特殊利益集团推行自己的意志起到恶性的示范作用，也使公众对于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信念不断受到打击，这的确是建立民主与法制机制的社会发展中的悲哀困境——公民素质的提高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屡遭挫折。

    我认为目前的公共利益维权已经走到了瓶颈的地步，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是法制的完善与独立——包括舆论的独立自由和公共选择权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