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公共权益。电视作为全球普及率最高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具有产业属性，他还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涉及到公共权益的维护。电视台如果贸然中断模拟信号的播出，会影响社会无力购买数字电视接受设备的公民的权益，如社会公共信息知晓、社会文化的传播等，因此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数字转换计划时间表业也是一改再改，由2006年拖后到2009年，但业界却普遍认为还是不可能如期停播模拟电视。美国议会确定的数字过渡计划中也说，假如不具备能让85％以上的家庭接收数字电视的环境，模拟电视停播将会延期。2007年负责通信与信息事务的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约翰?克努尔(JohnKneuer)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新计划，旨在为那些没有在2009年2月之前购买付费电视服务的美国家庭提供机顶盒。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数字电视自出现起，西方国家就一反常态，政府与大众媒介之间的联系再度紧密起来，即使在标榜最自由、最信奉市场主义的国家，政府也积极介入数字电视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国家成为数字电视这个新媒体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政府通过政策甚至是新的立法全面积极推动数字电视的发展，如美国1996年通过《电信法》为通讯与传播媒体的跨行业合并创造条件，大众媒介对于国家从行政、立法发力的新干预主义也采取了接受的态度，对这种现象即国家以立法、行政干预的方式，主导新媒体的发展的行为我们称为新国家干预主义。新国家干预主义有三个特点：1、政府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由依法调控转向积极介入。政府为新媒体的发展指定方向。2、政府对媒介产业的发展由辅助转向主导。3、新国家干预主义跨越了不同的传播制度。

    四、新国家干预主义的意义

    在数字电视发展中新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对于传播制度、媒介控制中政府职能的再定义，无疑会起到很大的冲击作用。新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至少标志大众媒体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地位有了很大变化。

    1、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信息社会的时代，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将会扮演社会神经中枢的作用，而不仅局限于公共信息的传递渠道的一部分的地位，作为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骨架，在经过通讯与信息媒介的大汇流后，大众媒介不仅是传统信息的传递者，在未来信息社会也可能成为政府行政命令的发布者，而在大众传媒数字化过程中，因为政府的强力介入，政府可以更深层次影响甚至决定传播媒介的生存，如制造技术性门槛的障碍，迫使传播媒介接受政府干预，西方社会中形成的大众传媒的“第四种权力”的地位无疑会发生动摇，过去以传播媒介与政府关系为区分依据的4中传播制度的划分肯定会受到影响。

    2、作为产业来讲，以数字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产业，在信息社会的产业结构中将处于主导产业的地位，而传统的工业等将处于下降地位。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正迈向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在前一次社会转型中，大众媒介在传统工业社会中份量很轻，而这次社会转型中，走入了变革的中心，成为社会核心产业的一部分。因此大众媒体的产业属性将得到全体社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成为确立政府与大众媒介关系的新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