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７日下午５点，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庙头村的广场上，几位村民正帮着挂银幕。６０多岁的赵大爷若有所思地说：“放电影吧？也该来村里放了，再不来，十几岁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电影了。”

    晚上７点，电影准时开演。演出不一会儿，村民韩和平就不停地感叹：“这电影咋这么清晰呀？跟镜子似的。”放映员张建军笑了：“这是数字电影，当然比起以前的胶片电影效果好。”

    晚上１０点４０分，《太行山上》和《七品知县卖红薯》两部电影放映完毕，在三五摄氏度的气温中坚守了一晚上的二三百名村民才缓缓散去。

    如今，只要天气允许，类似的场景每晚都在郑州、洛阳两市和开封县的广大农村地区不断上演，农村电影开始恢复十几年前的繁荣。

    农村电影放映，一度沉寂

    庙头村村民赵宪法还记得当年放电影的盛况：“那时村集体经济经常花二三十元钱请乡里的放映队给群众放电影，都是胶片的。碰上好片子，拷贝就紧张了，群众就一直等，有时到后半夜才能等来拷贝。”

    “从我年轻时开始，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各个村子也经常像今天这样，几百人聚在一起看露天电影。可这种场景已经十几年不见了。”５０多岁的庙头村党委副书记韩春阳不胜唏嘘。

    电影放得少，有村民归因于电视的冲击：农村家家有了电视，越来越多的人家还装上了有线，遥控器一按就能换台，谁还跑出去看电影呀？也有村民归因于电影内容不切合实际：大部分电影不是拍给老百姓看的，不符合农村生活。像《十面埋伏》，城里人说好，可我们根本看不懂！

    在洛阳新农村电影院线公司董事长李晓和看来，体制的变化造成了过去十几年农村电影市场的空白，这位曾经放了二十多年农村电影的老影人说：

    １９９７年之前，电影发行采取的是计划经济的一套办法：省、市、县三级都设有电影公司，每年省公司统一购进拷贝，然后从市到县逐级分配调剂。各乡镇的放映队则从县电影公司租赁拷贝，进村放映。最后这一步是市场化的，老百姓不用直接掏钱，但村里用集体提留款统一支付，放一场电影连拷贝租赁带放映人工要花二三十元钱。所以，那时的电影公司和放映员都活得很滋润。

    １９９７年，电影发行体制改革，县级电影公司和省、市级的电影公司一样成为了独立的市场主体，拥有了直接进入发行市场购买拷贝的权利。当年一部电影拷贝大概要２０００多元，一般放二三百场就报废了。但大多数县级电影公司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每年购进新拷贝，只能吃老本儿，可老拷贝片子老，效果差，慢慢地对村民失去了吸引力，丧失了市场。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很多乡镇放映队和县电影公司就逐渐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