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位70多岁的矍铄老人，看上去足足比实际年龄小了一二十岁。尽管带有病痛，仍然坚持几十年形成的冷水浴习惯，在他爽朗笑声中，道出“我已经四年的癌症了”，不由令人感慨万端。

卫星应用专家杨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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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直接和杨千里对话，是借第八届中国国际卫星应用大会召开的时机。作为连任该大会八届的大会主席，他忙碌，他微笑，他用平易近人的态度接受笔者的访问。

    ·仰望太空，卫星应用的发展，牵动着他关注的目光。从大学讲台，到卫星应用大会主席台；从政策层面到行业发展，他有自己个性看法。

    ·有人叹息市场停滞不前时，他笑以应对，认为黎明前正酝酿着数以亿计的机遇。

    原总参通信部副部长杨千里少将，1933年10月12日出生。籍贯：江苏省无锡市。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无线电系。在西电等大学任教超过15年。1971年进入中国通信工程研究院，作为主要的系统设计师之一，参与了第一个中国自制卫星通信系统的研制。70年代，他是利用德法合制“交响乐”通信试验卫星在中国进行了成功试验的中方技术协调人。在几十年中，杨千里领导和咨询了多个中国的卫星通信网络建设项目，并担任着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武汉通信学院、北京邮电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等的兼职教授、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跨国电机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北京分部执行主席（1996/1997）。专长：无线通信、卫星通信、通信网络等。

    129号令：建议在修改的基础上加强管理

    邀请杨千里先生谈谈对直播星升空后将对产业产生的影响时，他笑称自己对产业说不上“在行”，坦言自己从大学教书出来的，对技术比较有兴趣而已。但由于在行业久矣，难免耳濡目染，了解到一些情况。对于卫星应用产业来说，不同国家的厂商都经历着看似不太景气的时期，甚至今年某个会上，有一位外商对杨千里说，今年直到7月，一付卫星天线都没有卖出去。但杨千里却认为，在中国，卫星应用产业还是大有可为，在中国这样疆土辽阔、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不少行业都需要卫星应用，不论是卫星通信、卫星广播、卫星导航定位、卫星遥感都有用武之地。以卫星通信而言，目前虽较“沉默而声音不大”，但仍有不少专网用户在酝酿着系统的建设，且有相当规模。

    卫星遥感应用在发展初期主要是军用和政府应用，在商用、民用方面，则有待经济规模的发展和管理要求的提高。在中国，在遥感、探测等方面的卫星应用近年发展较快，不过也是集中在政府和军事应用较多，商业应用还比较少，还有待发展。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遥感商业应用所占的比重相对就大。

    由于对颇受关注的“129号令”由来非常清楚，杨千里在不少场合都表示：随着我国第一颗直播卫星–鑫诺2号–在今年10月下旬的发射，129号令所规定的政策也一定会逐步做适当的调整，但他建议在修改的基础上更需加强其执行的监管。20世纪80年代初他参与讨论直播卫星接收问题时，政府确定用c波段，不要用ku波段。当时的大环境下，综合了行业利益和管理监控方面的因素，在监控监管媒体安全的手段下，所进行考虑。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在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的基础上加强管理，是比较合适的方式。立法就是为了有法可依。对此，杨千里认为，要适当调整政策，加强管理，现在的数字化技术与20年前的模拟直播卫星技术相比，有可能对系统实行更严格、更精细的管理了。纳入正轨后，机顶盒和CA的管理都将很正规了，比如把绝大部分的卫星信号接收机顶盒的生产纳入合法管理之中，彼时，卫星设备的应用会有一个大的发展空间。

    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的因素。杨千里称：自己七十多岁，从年轻至今一直认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总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人是生产力的最活跃的因素，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与其有先进技术弃置不用，不如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服务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利社会、利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