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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八百壮士”唯一生还者--誓回战场祭战友
 
慧聪网   2005年7月28日17时28分      

杨养正的左眼是假眼,右眼患了白内障

杨养正的左眼是假眼,右眼患了白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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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档案:杨养正

原名杨得馀,又名杨德裕,1915年生于湖北随州

1933年加入国民党军队,从湖北调到南京

1937年10月作为第88师第524团第2营1连1排少尉排长,参与淞沪战役,守卫四行仓库,成为著名的“八百壮士”之一,左眼被炸瞎

1937年底-1941年被囚禁在上海胶州路孤军营

1941年-1942年底先后被囚于上海宝山、新龙华、南京老虎桥监狱,后被押往安徽芜湖裕溪口抬煤炭

1943-1944年从裕溪口逃往皖南新四军部队,后到重庆住进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

1949年安排进入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工作,先后生育5个子女

1977年至今退休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每月退休工资500余元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91岁的杨养正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腰身挺得很直,声音高亢悲壮。在电话线的那边,是他战友上官志标的儿子上官百成,穿过浅浅的台湾海峡,《歌八百壮士》的歌声在两代人之间交汇。

“现在应该变成‘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上官百成说,“有你们,中国一定强!”“有你们,中国一定强!”杨养正回应。当他像珍宝一样被发现后的几天,这位经历峥嵘岁月的老兵,原已全白的头发竟变得斑驳,有了明显的黑色。

他的一只眼睛在68年前的战斗中被打瞎,装了一只假眼,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十几年来只看到白茫茫的一片光。5月20日,重庆大坪医院免费为他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晚年的一个心愿是再回到上海,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四行仓库。

英雄排长杨得馀

淞沪会战时,他与战友孤军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留下“八百壮士”的不朽传奇,日军坦克夺去了他的左眼

1937年10月26日,淞沪会战已到了最后阶段,要地大场失守,统帅部决定全线西撤,命令第88师留一个团掩护。

26日深夜,524团团副谢晋元急匆匆地从师部回到团部,他让一营营长杨瑞符看师长孙元良手令,手令命令一营“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谢晋元对杨瑞符说:“时间紧急,你赶快下命令集合部队,我先到四行仓库做好防务交接准备。”

27日,工事构筑好,布防完成后,谢晋元开始巡视各处。他来到大陆银行仓库,没有看到指挥官,于是就大声问:“你们的排长哪里去了?”士兵回答说:“在3楼巡视。”

负责大陆银行仓库的,是一连一排。排长名叫杨得馀,湖北人,时年23岁,由于家穷而参军。他最先加入的部队是湖北保安团,后作为补充兵力加入到88师524团一营一连一排,做少尉排长。

杨得馀手下有3个班,近30人坚守大陆银行仓库。他安排两架轻机枪守1楼、3楼,重机枪守2楼。而作为排长的他要在各个楼层之间巡视。

听到团长来到他的防区,杨得馀跑了下来,向团长报告。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谢晋元,谢晋元作为团副到一营作战只有两三天,不少士兵并不认识他。他对谢晋元说:“我好像看到敌人在筑工事,但我看不清楚。”谢晋元对杨得馀说:“一定要守住,绝对不能让日本人攻下来。”

28日晚上,谢晋元对士兵训话说:“本军所奉的命令就是要死守四行仓库,与最后阵地共存亡。所以,这个四行仓库就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我们全都要战死在这里。我们中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拼死战斗到底。”

战斗打了4昼夜,杨得馀没有合眼,但当时战斗紧张,他竟然一点都不感到困。这4天5夜里,中国军队借地形优势对敌进行机枪扫射,或挟手雷与敌共亡。击毙敌军200余人,炸毁坦克3辆,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

日军久攻不下,扬言“如果48小时内四行孤军不撤离战场,日海军陆军便要冲进租界,采取一切手段”。为了自身利益,租界当局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八百壮士”撤离四行仓库。上海各界从爱护“八百壮士”出发,也呼吁撤退。中华妇女运动同盟致电宋美龄说:“闸北孤军死守不退,义勇之气动人心魄。请代表我妇女界,转恳委座速即下令撤退,以保全此八百将士之生命,俾为长期抗战之用。”

10月30日晚上12点,杨得馀奉命撤退。但是日本人的坦克封锁了出路,他们退不出去。杨得馀安排两个班对准坦克打,但打了一阵,坦克岿然不动。于是他拿了一挺轻机枪,大吼一声:“我来打!”

他趴在一架轻机枪前面,装上钢性弹,这种子弹可以打穿坦克的钢皮。一梭子弹(20发)还没打完,鬼子朝杨得馀开火的地方扔炸弹。“轰”一声响,一颗炮弹就在他头上爆炸,楼顶被炸开,弹片“啪”一下,飞进杨得馀左眼,血沿着脸颊流了下来。

杨得馀用手一摸,左眼不知是血还是肉。他听见副排长在喊“快来抬”,有四个战友跑上来,有的抓手,有的抬脚,把他慢慢托起,躲过枪林弹雨过了马路,到了英租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奇迹般地被抬出来的,朦胧中,他听见营长杨瑞符在喊:“杨排长、杨排长,谢团长看你来了。”这时他努力想睁开眼,但没成功。

他也不清楚后来自己是怎样被送进租界医院的,因为他累得睡着了。他只记得,在租界医院一位医生告诉他,你的左眼已经被摘除了。从此,一颗陶瓷做的假眼在他身体里,伴随了他整整走过68个年头。

退休工人杨养正

解放后,他在重庆的一个小院静静生活了几十年,院子里没人知道他参加过什么战斗,包括他的子女

2005年5月14日,长江南岸,重庆弹子石。沿着弯弯曲曲的弹子石正街两边,是一间间破旧的老屋,黑墙黑瓦,顺着山势一直延伸到长江边上。在正街尽头的一个5号杂乱小院内,当年浴血奋战的排长杨得馀静静地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现在他叫杨养正,是重庆南岸副食水产品公司退休工人。

杨养正穿了一件蓝色外套,光头、眉毛花白,像一个罗汉。他眨了几下眼睛,手在半空中点了点,“你坐,你坐。”老人热情地招呼着记者。

记者伸出手去和老先生握手,他没有任何反应。妻子赵孝芳在一旁轻轻地说,他的眼睛早已经看不到了。记者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睛,双眸有些混沌,右眼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偶尔转动一下,左眼比右眼要小,几乎是眯着的,不能转动,眼皮不时地抖动着。

“左边那个眼珠是假的,打日本人的时候被炸瞎了,后来安上去的。”赵孝芳说。

邻居们知道,杨养正以前是当兵的,打过日本人。但除了这些,他们并不知道其他的细节,1964年他们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但杨养正并没有告诉过别人他参加过什么战斗获得过什么奖章去过什么地方,包括对他的子女。

杨养正就这样默默生活了几十年。除了老伴,没有人在意他曾经是一位抗日英雄。

2001年,重庆经济报的记者黄莉来到弹子石,她要采访的是附近的法国水师军营旧址。她来到杨养正家,向赵孝芳打听军营的事情。赵孝芳向她说起老伴也是军人,参加过四行仓库保卫战。

一年后,黄莉再次来到弹子石,采访了杨养正。2002年8月16日,抗战胜利57周年的第二天,也是杨养正和赵孝芳结婚57周年的那天,《重庆经济报》报道杨养正保卫四行仓库的经历,标题是《老英雄高唱八百壮士歌》。

当天,重庆南山陵园的人来到杨养正家,给了赵孝芳名片和陵园的介绍,说:“您是老英雄,如果您要买墓地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便宜一点。”88岁的杨养正被当成了陵园的潜在客户,“差点没被气死。”赵孝芳笑着说。

抢救淡出的历史

淞沪抗战纪念馆这些年一直在找“八百壮士”的踪迹,他们在浙江找到两个,但很快就得到他们去世的消息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一张泛黄的名单:《八百孤军将领芳名录》,从右到左的第七行的名字是:一排排长杨得馀。这个名字和其他“八百壮士”的名字一样,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慢慢简单地只剩下一个代号意义。

5月19日,记者上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要去四行仓库。司机说,四行仓库不是和平饭店不是金茂大厦,单说建筑物的名称是没人知道的。

如今的四行仓库是上海苏州河河岸开发公司的所在地,1982年,仓库在原来5层的基础上增盖了两层,陈列室就在7层。在一层的入口处,竖着谢晋元将军的铜像,门口挂着“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四行仓库陈列室周末开放两天”的条幅。

陈列室的整理工作是季诗荣在做,陈列室开放的这两天,他不得不加班,接待来访者。“我们只开放这两天,主要是因为人手不够。”季诗荣说。

陈列室所陈列的主要是当时所留下的照片和文字资料。照片上将士们的面容清晰可见,当年的壮烈情景不禁让人唏嘘感慨。只是很难把他们和一个个的名字一一对照出来,这些战士还活着吗?

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八百壮士”的踪迹。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英勇壮士即使幸存,也已耋耄老矣。他们在浙江找到两个,但很快就得到他们去世的消息。

“在上海的老兵我都见过,当时我和他们都住在吴淞路,而在其他地方的以前也常给我写信。”谢晋元的次子谢继民说,他所熟知的“八百壮士”在1995年、1996年的时候相继去世,除了上海外,其他的很多是在湖北。

“纪念馆不单要物证,还要人证。我们动用各种社会资源在寻找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老兵,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沈建中说。

团长死在自己人手里

四行孤军退到英租界后被关在集中营里,日伪特务使尽伎俩进行破坏,最终收买了几名士兵行刺谢晋元

杨养正据说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八百壮士”。他端坐在一张后背皮革已经裂开的旧沙发上,两颊深深地陷了下去,除了嘴巴一张一合外,整个身体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塑。虽然声音有点颤抖,但是思路非常清晰,一下子就把记者带入了那炮火呼啸的战斗往昔。

“我们退到租界的时候,英国人把我们的枪都拿掉了,不能带武器。后来我们就在租界集中营呆了4年多。工部局派了三四十名白俄士兵驻孤军营担任警戒,营内四周安装了铁丝网,只准官兵在营内活动,不准外出,不准与外界接触,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过着囚禁生活。”

那时他还叫杨得馀,和300多战友在孤军营中用芦苇搭起了草楼,成立了“四行路工业社”,生产鞋子、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弥补生活费的不足。

在困居孤军营的日子里,租界工部局多次阻止孤军的正当爱国活动,日伪特务机关不断地使用各种伎俩进行破坏。

“1938年8月13日,我们在营房里面纪念抗战一周年,英国人不准我们升国旗。我们非要升国旗不可。工部局派来大批‘洋兵’把营地包围,四周站岗的白俄士兵冲进操场抢国旗、砍旗杆。为了保护庄严的国旗,我们在谢晋元的指挥下,用砖头、酒瓶、菜刀、铁叉做武器与白俄士兵展开了肉搏战,英国人还发射了催泪瓦斯。我们被打伤了100多人。我和其他孤军围成人墙,将孤军营大门口顶死,左手臂也受了伤。”

由于上海人民支持,工部局最后不得不释放了孤军营战士,并允许孤军营每逢节日、纪念日升旗。当时外界不断有人来到孤军营慰问“八百壮士”,就是那个时候,由桂涛声作词、夏知秋作曲的《八百壮士歌》传唱大江南北。

1941年4月24日,星期四。谢晋元像往常一样指挥孤军官兵早操。各连列队报数后,沿着大操场自北往南跑去。谢晋元一个人站在操场门口检查士兵迟到的情况,二连下士郝鼎诚、四连下士张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张国顺4人从大礼堂方向走来。谢晋元走上去问他们为什么迟到。

郝鼎诚突然拿出身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面门,随后在其头胸等部位猛戳,其余3人也一拥而上,向其左太阳穴及咽喉等致命处狂刺,谢晋元当场倒地。

“事发突然,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官志标首先冲过去,他看到谢团长被刺就去抓凶手,身上也被刺了好几刀。”杨养正对这天发生的事终身难忘。“凶手被收买了。”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租界。英方将孤军官兵过渡给日本。日军将杨养正等人押至宝山一个集中营关了两个月,后又押往上海郊区新龙华。“我们做苦力,深坑挖到两三米就有水,泥泞不堪,稍一怠慢要遭日军的鞭抽毒打,午饭就在工地上吃些豆腐渣等粗劣饭食。”

1942年底,杨养正和其他30多名孤军又被押到安徽芜湖对岸裕溪口抬煤炭。“到裕溪口没多久,我们就打听到附近有新四军的游击队,于是想投靠过去。我和雷雄、陈日晟三人就商量带领30多号人如何逃跑。并把30多个人秘密分成几个组,3人一组,一组负责抢轻机枪,另一组负责抢步枪,还有的组负责逃跑路线。”

行动在一个下午开始。那天收工时大约4点钟。日本兵扛着机枪走在前面,抢枪小组的三个人按照计划跟在后面。说时迟,那时快,雷雄嘴巴一撅,一声响亮的口哨。紧跟日军的那名士兵冲上去,夺过机枪就跑。随后两个人扑上去抢子弹,抢到四梭子弹,敌人没反应过来,以为是新四军打游击来了,扛枪的日本兵还喊其他战俘“趴下、趴下”。杨养正他们这时趁机夺命狂奔。大概跑了一公里多路,敌人才反应过来,对准杨养正他们开始狂射。

但敌军终究没追上。杨养正一行30多人一口气跑进游击区,到了一个叫“桃花乡”的地方。“我高兴得‘扑通’一下倒在地上,躺在桃树下,再也不想走了。”

独眼壮士赢得姑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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