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键词：产业化 2003年被广电总局定为是“广播发展年”，2004年则被定为是“产业发展年、数字发展年”。在几经曲折之后，“产业化”终于不用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了。04年和广电产业化有关的文章无不透露出春天来了的兴奋和乐观。一些学者撰文分析了从1979年我国媒介恢复广告经营活动开始的媒介产业化历程，指出媒介产业化大致要经过靠国家输血的“生存阶段”、脱离国家拨款，开始事业与产业剥离的“发展阶段”、开始向产业集团过渡并逐步向国际化标准靠拢的“成长阶段”之后，才能最终达到媒介事业部分与产业部分彻底剥离，媒介产业形成规模，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成熟阶段”。[1]
广电产业化的最大障碍是如何在观念上犁清广电部门的性质，有学者把这一问题类比为90年代对姓“资”、姓“社”问题的讨论，其意不言自明。在历年对事业属性、产业属性界定和关系讨论的基础上，04年的研究又有所深化。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传媒业不是双重属性而是三重属性：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于一身 [2]。把原先的事业属性分化为机关和事业单位两类，显然是要在直接的政治宣传之外另辟出一块以满足公益事业为主要目的的相对独立空间。按照电视传播的不同功能，建立“政府台”、“公共台”和“商业台”并行不悖的模式应是一种可行的模式，当然其前提是保持中国电视性质不变、党和人民的喉舌不变。[3]
舆论导向和产业经营要双赢 [4]已经是人所共识，但关键是如何协调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解决不好，理论上美好的构想就无法实现，甚至会导致产业不像产业、事业不像事业的局面。已经有学者指出媒介实际的运作旨向不能和产权完全划等号，我国电视媒体是绝对的公有公营，但有些电视台商业化的程度比国外私人商业电视台的还要高。 [5]有意思的是，在讨论如何产业化的问题上，管理部门甚至比学界和业界更加“激进”。广电行业中不同性质的部分要剥离，如何剥离？在阵痛较小的分拆剥离（即将一个台里可经营性资产单独剥离出来，进行企业转制，但还是归属台领导）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来自广电总局内部的声音已经指出这种改革办法的不彻底性，并明确提出要实现可经营广播电视频道频率整体剥离的长远目标 [6]。
此外，04年有关广电产业化的讨论中，实行广电机构内部的人事改革也是热点之一，这说明无论业界学界都看到，产业化是一项系统的改革，必须要多个因素的合力才能让广电产业迈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否则只能是把“挂牌”当成“翻牌”而已。
二、 关键词：数字付费时代
在政府管理部门的强力推进、业界学界的热切欢呼之后，数字付费电视在2003年就已经显现出“热起冷动”[7] 的尴尬。04年，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也就更多地带有一些保留、疑虑和观望。
首先，对数字付费电视“进”、“退”两难的现状有了更多理性的分析。一方面数字电视技术与付费频道运作理念的结合，能够给长期以来完全依赖广告份额的电视产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